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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极殿朝会。
周廷诤躬身长拜，朗声引典道：
“臣近日复读司马温公所书《资治通鉴论》，中有一篇谈‘智伯之亡’，深以为警。”
“温公云：‘才与德异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谓之贤，是其所以失人也。’夫才者智力之所至，而德者为人之本源；若才胜德，则必为奸巧之徒。”
“如今工学院设，天下工匠纷至京城，诚乃太子广纳人才之志。然臣以为，才者须帅以德。今重技而未有德检，恐至小人盈位，乱政误国。”
“工之可用，非不可；然过求匠术，失其人品，实非国本之道。昔日商鞅法酷，秦亡于术；李斯陷害忠良，亦因才无节制。”
一席话落地，殿中寂然，众臣神色不一。
此言虽未首指“工学院废止”，却意涵颇深——警告太子过重才智之臣，或酿大患。
李乾垂眸不语，掌中玉笏轻敲案角，若有所思。
半晌，忽听文班中又一人出列，应声而出。
却是吏部尚书林如海。
他身着浅青袍，腰佩官印，目光如炬，朗声启奏：
“周老所言，诚为温公之典，然未可尽从。”
“温公言‘才胜德者为小人’，然观古今治国之主，岂皆以德取人乎？”
“臣请以汉高祖为例——刘邦之起，寒贱市井；其所用者，盗嫂受金之陈平、屠狗樊哙，皆非德行所称。然其用才之心不疑，终成万世之基。”
“又如魏武曹操，然其所用谋士，无一不奇人异士——荀彧、郭嘉、贾诩、程昱，或有所不容者，但曹公善察其用，而终定中原。”
林如海语气微扬，目光扫向周廷诤：
“才德并重，固为上选；德胜才者，可为正臣；然若才胜德，而能为国出奇制胜、立器建制，不亦可用乎？”
“周大人言‘德者人之所严’，诚然；但当今之政，民不温饱、器械老朽，若无巧匠利器，靠空言仁义，何以安天下？”
“以才为恶，乃奸人之用；以才为善，乃国之栋梁。若将天下巧人尽视作小人、愚人可任，其是重古道而误国器也！”
“臣不才，愿再言一句：民之疾苦，不在才德之辩，而在有无其才可使；国之衰败，不在儒士多少，而在不能制造之技。”
林如海言毕，沉沉一揖，长袍如水，目光如山。
满朝寂静，连周廷诤也微露沉思之色，不复前言激烈。
太极殿中，林如海方才以汉刘邦用陈平、魏曹操用贾诩之例，力驳“才胜德者不可用”之说，语锋如剑，掷地有声。
文武百官虽各有心思，但一时之间，竟难反驳。
周廷诤沉吟不语，眼神转向殿侧，若有所思。
而就在这沉静之中，礼部尚书贾敬缓步出班，一身素青官袍，神色安然，朝服下隐隐露出一串沉香珠串，衬得整个人如古松临风，冷而有骨。
“臣有一言，愿奉殿下教。”
李乾抬手：“贾卿有言，朕洗耳恭听。”
贾敬微微一揖，声音不高，却穿透大殿：
“才德之辩，自古仁人志士皆争而不决。今日周大人引温公之语，林尚书援汉魏之例，皆有可观。然臣以为，不当拘泥一端，实应观其全局。”
他步履缓慢，朗声陈述：
“臣以为，才与德，当求其——‘动态平衡’。”
“德者为本，才者为用。人之于世，难全圣贤，或德高而拙，或才奇而薄，若一味求全责备，反失所长。故朝廷用人，不可守静态之德才之论，而应观其变化，应时取人。”
众人颔首，贾敬继续：
“其次，臣以为，与其执着于才德之辨，不若建立‘制度’之防。德才皆人性中物，人性常有缺漏，若寄望于人品纯良、才智通天而无制衡，那才是真正的不智。”
“正所谓：‘以人为本，以制度驭人’。”
“故工学院广纳技匠，非无忧也。臣以为，当设三制以辅之：一曰监察之制，由都察院设‘工正使’，专察学院中贪污营私之弊；二曰考绩之制，凡匠人每三年一评，取能者进、劣者黜；三曰荐举之制，推举入学者必须具名背书，一旦为伪，当坐荐人之责。”
李乾闻言，面露赞许之色。
贾敬微顿，又低声道：
“末了，臣再言一忌。”
“忌者何？忌‘道德极端化’也。”
“今世读书人每喜高谈‘德行’，口称礼义廉耻，实则闭户自高，目中无人；或有借‘德’之名以压制异见，壅塞创新，乃至逼人伪善、劝人藏才，此风最为可惧。”
“臣愚见，‘德’虽贵，若以德压才、以德设陷，反成‘以德为名、以害为实’之伪风，非大周之福。”
殿上数人闻此言，不禁动容。
李乾沉默片刻，忽然起身，整衣拱手，向贾敬深揖一礼：
“贾卿之言，诚为国政之纲、民本之理，朕甚喜之。”
贾敬忙伏地还礼，叩首道：“臣不敢。”
李乾又环视殿中，语声洪亮：
“今日三贤之议，各有明理，皆可采择。”
“周大人持儒宗正论，以德为纲，固国之根本，不可废。”
“林尚书言才可济世，不拘门户，为开国图强之道，朕所倚重。”
“贾敬之言，综揽全局，求动中之衡，立制度以补人性，尤为今日政务之要。”
“朕以为，此三者并行，方得政之正道。”
林如海、水溶、贾赦、贾敬、周廷诤等皆躬身拜道：“殿下圣明。”
李乾朗声言道：
“朕以为——德者人心之本，才者世用之器；本固者枝荣，器利者国强。”
“朕不弃才而废德，亦不拘德以弃才。”
“唯以制度为矩绳，以天下为方圆，使百工竞兴，群才济济，此大周之幸也！”
殿下群臣，纷纷拜倒，齐声应道：
“愿听太子殿下训令！”
而在三十年后，一部史学巨著悄然问世。
名曰《大周世运志》。
其卷二十六《政议志》记载曰：
“大周景元元年三月朝会，太子李乾首设‘工学院’政议，有国子监周廷诤引司马光之语，论‘才胜德为害’，有吏部尚书林如海驳以‘不拘德才，功成不问出身’，继有礼部尚书贾敬出言三策，主张‘德才之衡，以制驭之’。太子断于中，采三家之说，设三部制为工学之纲。”
“自此，才德之辨得其平衡之理，制度之治始为纲纪之源。此会后，大周士风渐新，工匠登堂，制度抑私，技术大兴，天下渐由‘士独尊’转为‘西业并用’。”
“后世史家，咸谓此一朝会，为‘大周启蒙运动’之始。”
当时主修史书的翰林院修撰张登言曾评曰：
“自孔孟以来，德为大用，才为小器。然世变愈速，古道难胜新机，若不知才之可贵、器之可立，则坐守仁义亦无以安天下。”
“李乾太子首倡才德并用之制，设学训人、设法驭器，以术正风，以风导术，是知大国之本，非口谈德教所能固也。其志可为万世式范。”
更有后世政治家、工学之父——李铎，在《通国变法考》中首言：
“才德之辩，古己有之，然成其体系者，始于景元元年太子李乾之朝会。”
“彼时设大明工学院、制工政三法，驳礼家旧说，立才德并用之新义，此非一日之政，而为百年之基。”
“若无此朝会，世人或犹以工匠为贱役，以技艺为末学，大周虽有士风，却难开器世。故吾称此会曰：‘近古以来第一治策论辨’。”
有诗曰：
朝堂议德才，诸儒各陈词。
或曰德为贵，或言器为民。
太子总三策，制法驭人心。
不废德之重，不压才之真。
此言启千古，新世自兹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