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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安岭深处的老林场，有棵三人合抱的老红松。树皮上布满深浅不一的抓痕，每逢月圆之夜，树干里就会传出女人的啜泣声，像极了难产孕妇濒死时的哀号。林场的老把头总说，这树底下埋着个“血湖女”。
1976年冬，知青点来了个叫素兰的姑娘。她梳着两条油亮的大辫子，总爱哼着二人转小调帮厨。那年腊月，林场要赶在封山前运完最后一批木材，素兰主动要求跟着伐木队上工。没想到，返程时运木材的拖拉机在结冰的河套打滑，整辆车栽进了冰窟窿。
三天后，素兰的尸体在下游被发现，怀里还死死抱着半块冻硬的黏豆包——那是她留给暗恋对象赵知青的干粮。出殡那天，林场用红绸裹着她的遗体，准备埋在向阳坡。可抬棺的八个壮汉走到老红松旁，棺木突然重如千钧，任他们怎么使劲都挪不动半步。当夜，赵知青梦见素兰披头散发地说：“我身子冷，想在这树底下暖和暖和......”
第二年开春，老红松的树根处长出一丛血红的野花，怎么铲都除不尽。更邪乎的是，但凡有人在树下说素兰的闲话，当晚必定高烧不退，说胡话时全是素兰的腔调。有个不信邪的年轻伐木工，用斧头在树干上砍了道疤，当晚他的帐篷就被一阵怪风掀翻，脸上还莫名其妙多出三道血痕，形状和树干上的抓痕分毫不差。
如今，老林场早己荒废，但偶尔有进山采蓝莓的村民说，在寂静的雪夜里，仍能听见老红松里传来若有若无的《绣云肩》小调，唱到“郎心冷似兴安雪”时，声音就变成了压抑的呜咽，惊得林子里的狍子都不敢靠近。
新世纪初，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听闻这个传说，专程来到废弃的林场拍摄。领头的导演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南方人，压根不信这些“封建迷信”，还扬言要把老红松拍得“原形毕露”。
拍摄当夜，月光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。摄影师架好机器，镜头刚对准老红松，取景器里突然闪过一抹穿花棉袄的身影。众人以为是错觉，可回放录像时，分明看到树影间飘着条褪色的红绸，像极了当年裹着素兰遗体的那匹。导演冷笑着关掉机器：“故弄玄虚，明天我亲自守夜。”
第二天，导演独自带着夜视摄像机来到树下。凌晨两点，树干里的啜泣声突然变得清晰，紧接着，树皮上的抓痕渗出暗红液体，在月光下泛着腥气。导演强装镇定地拍摄，却没注意到身后慢慢浮现出一张青紫的脸——素兰的头发湿漉漉地垂着，怀里抱着个浑身是血的婴孩。
第三天，人们在老红松旁发现昏迷的导演，他的摄像机内存卡不翼而飞，嘴里却不停念叨：“她怀里有孩子......她在找接生婆......”送到医院后，医生诊断他染上了罕见的低温症，皮肤下布满暗红色血斑，就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抓过。
这件事后，林场附近的村民在老红松旁立了座石碑，碑文写着“素兰之墓”。每到清明，总有人在碑前摆上黏豆包和红头绳。偶尔路过的护林员说，风雪夜还能看见树下有微弱的火光，素兰正坐在树桩上，轻轻摇晃着怀中的襁褓，哼着走调的摇篮曲，而老红松渗出的树汁，在地上蜿蜒成一条通向远方的血路。
二十年过去，当年被吓疯的导演在疗养院离世，临终前却突然清醒，颤颤巍巍在纸上画出一幅画：老红松扭曲的树干中，竟嵌着一具蜷缩的女尸，怀中抱着个血肉模糊的婴孩。这幅画被其家人捐赠给当地民俗博物馆，与老红松的照片并列展出，成了展馆最阴森的展品。
一个深秋的傍晚，博物馆来了位拄拐杖的白发老人，盯着画作老泪纵横。原来他就是当年林场的赵知青，这些年一首被噩梦纠缠，退休后走遍大江南北寻找破除诅咒的方法。老人颤抖着掏出本泛黄的日记，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对素兰的愧疚——当年拖拉机出事前，素兰曾偷偷塞给他一封信，可他还未来得及拆开，就天人永隔。
老人决定重返林场。当他跪在老红松前，掏出那封未拆封的信点燃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卷着雪花呼啸而来。恍惚间，赵知青看见素兰从树影中走出，怀中的婴孩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，她伸手接过燃烧的信纸，嘴角终于露出了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微笑。
第二天，村民们惊讶地发现，老红松上的抓痕全部消失，树干渗出的红色汁液凝结成晶莹的琥珀状物质，远远看去，像是缀满了红色的泪滴。赵知青留在林场，在老红松旁搭了间木屋，每天清晨都会对着大树讲述这些年的故事。
后来，有人说在老红松附近见过一男一女的身影，他们手牵着手漫步在林海中，素兰的花棉袄在阳光下鲜艳夺目，赵知青的笑声惊起一群归巢的鸟儿。而那棵见证了数十年爱恨情仇的老红松，从此再也没传出过哭声，只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终于圆满的故事。
